人類不怎么喜歡贊同別人，但是，至少在一個問題上，絕大多數(shù)人的觀點是相同的：哪一只手更好用。如果你用一只手來書寫，你有可能也會用這只手來用餐，并且，絕大多數(shù)人——大約我們中的85%——更愿意選擇右手。英國利物浦大學的考古學家娜塔莉•烏米尼（Natalie Uomini）說：“從來沒有發(fā)現(xiàn)任何人類群體中使用左手者占多數(shù)”。
肢體使用的偏側性（也就是喜歡用一側勝過另一側）通常來自大腦。我們知道，有些任務大體上是由大腦左半球來控制的，而右半球則支配著另外一些任務。令人費解的是，神經在連接身體與大腦時存在著某種交叉現(xiàn)象。這意味著，對于身體的右側，其實是大腦的左側擁有更多的控制權，反之亦然。換言之，大腦的左半球幫助我們控制著右側手、眼、腿等部位的活動。
一些人認為，這一神經分工是動物界已經存在了5億年的古老特征。也許是因為讓兩個半球同時執(zhí)行不同任務會更有效率，這一特征才演化出來。例如，左腦或許在演化過程中慢慢承擔起了例行任務——比如覓食，從而讓右腦清閑下來，以便探知環(huán)境中意想不到的挑戰(zhàn)并迅速做出反應——比如正在逼近的獵食者。這一觀點在多種魚類、蟾蜍和鳥類身上都能得到印證，它們更傾向于攻擊右眼所見的獵物。
因此很有可能（不過很難證明），當我們的祖先開始用兩條腿而不是四條腿行走，從而把雙手解放出來執(zhí)行諸如制作工具等新的任務之時，他們便已經有了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兩只手的傾向。或者，正如認知科學家斯蒂芬妮•布拉契尼（Stephanie Braccini）及其同事在一項發(fā)表于《人類演化期刊》（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）雜志的研究中所寫：“早期人類在使用工具或覓食的過程中表現(xiàn)出習慣性的直立姿態(tài)時，個體的不對稱（可能）便已經開始不斷增強了。”
為了證明這個觀點，布拉契尼和她的同事們觀察了黑猩猩的偏手性，發(fā)現(xiàn)當猩猩使用四肢站立時，并沒有表現(xiàn)出真正的用手偏好。只有當它們被迫直立時，左右的偏好才會出現(xiàn)——不過在研究中個體黑猩猩表現(xiàn)為左利手和右利手的可能性是相等的。
所以說顯然還應該有其他因素，才能使早期人類總體上分布平均的左右偏好，發(fā)展到如今我們觀察到的極高水平的右手性。
通過一些實驗，我們大體了解到了這一變化是何時發(fā)生的。在這些實驗中，研究人員分別用左手和右手或削或鑿，制作出他們自己版本的古代石制工具，然后與早期人類制作的工具比較。結果是，只有相當有限的證據(jù)表明，二百多萬年前的人科工具制造者多半為右利手。
不過，在肯尼亞庫比福勒，由兩個古代人科物種——能人和直立人——在約150萬年前制作的石制工具確實表現(xiàn)出了整個物種范圍內右手性的一些證據(jù)。到了大約60萬年前海德堡人出現(xiàn)的時候，史前社會中已經有了對右手的明顯傾向。比如保存到現(xiàn)在的海德堡人牙齒上的磨損表明，當時食物通常都是由右手放進嘴里的。
我們通過這些證據(jù)了解到了變化發(fā)生的時間，卻無法獲知原因。一些人認為這一切可能都要歸功于語言。正如同大多數(shù)人都是右利手——別忘了這是一種由左腦控制的特征——大部分人的語言處理也大多是在左腦內進行的。事實上，左腦這種針對語言功能的特化甚至比右手性更常見。這或許說明，當左腦逐步演化出語言功能，對右手的偏好很可能僅僅作為一個副作用而得到了增強。這就是所謂的語言人假說：總體而言的偏側性是由雙足直立姿態(tài)的演化所推動，而對右側的偏向則是再后來語言演化的結果。
右手性可能僅僅是大多數(shù)人大腦結構一個偶然的副產品。然而證明這個假說相當困難，甚至是不可能的，因為理論上這需要對我們久已仙逝的先人做神經學測試。事實是，我們可能永遠不會完全知道，究竟是怎樣的一系列事件，導致我們這個物種如此壓倒性地偏向我們的右側身軀及左腦。
因為有左撇子，也有了左撇子商店，所以也不用因為買不到左右用的工具去改變用手習慣。
那么，左撇子們呢？不必氣餒！根據(jù)1977年在發(fā)表《心理公告》（Psychological Bulletin）雜志上的一篇論文稱，“鮮有證據(jù)表明左利手與任何身體缺陷有關，盡管這一觀點經常有人提出”。事實上，一些研究表明，左撇子們甚至可能會更容易從腦損傷中恢復過來。另外他們的左手在打斗中似乎擁有出人意料的優(yōu)勢，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更適合從事格斗類運動。所有這些都說明，與眾不同本身便是一種優(yōu)勢。
